大凡日本人一听“东大”（东京大学），便不由得肃然起敬，再一听是东大的名教授，那就是敬上加敬，三弯腰五鞠躬也就“变本加厉”了。所以，东大名教授要是摆起架子来，该说是“登峰造极”了吧。不过，川本皓嗣可能属于不会摆架子那种类型。
川本皓嗣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、日本比较文学学会会长。从我认识他那一天起，就没看出他的架子来。资历深了，威望高了，依然是谦和依旧。读他的书的感觉，与和他对面交谈的感觉没有什么两样。
1995至1996年，我在东京大学作访问学者，指导教授就是川本先生。那时，川本正担任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所长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里学术规范意识很强。研究所召开的讲习会，师生共同给即将提交的博士论文“会诊”，没有恭维，也没有贬抑，没有高谈阔论，也没有慷慨陈辞，只是一处一处地指出，这里表述欠妥，这里是“孙引”（没看原著，辗转引用），这里依据不足，每个人都像手里握着镊子剪子，要从那原稿里镊出一个弹头或剪下一块腐肉似的。我想，坐在那里的作者心里肯定有痛感，汗会出透。好文章对作者来说，如同自己的孩子。那阵痛之后，则可能生出一个“好宝宝”来，由这，我又感到，在川本先生谦和的背后，还有一股严谨与切实的力量。
其实，谦和也好，严谨也好，对本人来说，不过是一种自然流露。远游求学，锐意创新，就如驾舟出海，舟一离港，自觉学海无涯，那谦和与严谨便少不得。川本曾留学巴黎大学，做过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、印地安纳大学高等研究所特别研究员，还有用英语写的学术著作。但他谈到掌握英语的感受时说：“英语是美妙的，很多人以为自己的英语马马虎虎够用就行了。其实，山外有山，不论走到哪一步，那都离放心大胆的境地远着呢。学无止境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对外语只能谦虚地孜孜不倦地啃下去。”记得一次在他的研究室里，我们俩正在谈话，进来一位留学生，吞吞吐吐说实在没有信心学先生教的意大利语，川本始终不改谦和，劝他不要泄气，坚持学下去。那学生大概本想请求老师高抬贵手，一看不成，怏怏地走了。
川本的研究肩挑两头，一头是欧美诗歌，著有《解读美国诗歌》，编著有《美国诗歌选》、《翻译的方法》，一头是日本古典诗歌，他所著的《日本诗歌的传统——七与五的诗学》曾获得桑托里学术奖、小泉八云奖，编著有《歌与诗的系谱》、《芭蕉解读新书》等等。而用英文撰写的《日本诗歌的意蕴》则是将两头融合的结晶。另外，他编著的《文学的方法》则被评为“世界文学的地平线，最前沿的理论”。如果硬要举出最能代表他的研究风格的一项的话，似乎可以用他对江户时代俳人松尾芭蕉的解读来说说。
松尾芭蕉的最大贡献，是超越谈林俳风，将诙谐滑稽的游戏性诗体俳句变成为一种足以玩味欣赏的艺术形式。由于他在日本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，研究他的著述也层出不穷。芭蕉在创作中借鉴了杜甫等中国诗人的艺术手法，所以从比较文学角度加以研究的，也已经有了仁枝忠的《影响过芭蕉的汉诗文》、广田二郎的《芭蕉与杜甫——影响的展开与体系》、太田青丘《芭蕉与杜甫》和曹元春的《杜甫与芭蕉》。川本研究与它们不同的是将视野扩大到西方诗歌世界，从日本诗歌的内部传统上来解读芭蕉。
从宏观上来看世界诗歌，日本仅有三十一字的和歌和十七字的俳句这样的定型短诗，确实很特殊，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，明治初期的欧化主义者主张将它们一网打尽全都废止，同时，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，又有一些人以为日本的诗歌外国人都读不懂。川本则认为，前一种看法自然大谬不然，后一种看法也结论过早。不管怎么特殊，诗歌既然是语言创作的，诗歌就是诗歌，读和歌俳句的欧美人和读英诗的日本人站的是同样的立场。也正因为日本诗歌有它的特殊性，就必须说明它之所以特殊的原因。川本研究的目标之一，就是将和歌俳句置于诗歌普遍的理论中来探讨。不过，这种探讨并不是用外来的尺度来裁断，而是致力于从内向外用相互能够融通的话语来阐明。例如，他将和歌俳句与世界各国诗歌韵律类型作了比较，指出日本诗歌中“音数律”是一个特殊的例外的情况，而单纯的音数律并不起作用，与字音资格相同而支撑韵律的“休止”、以二音为一拍的“拍子”，以及作为其全部目标的“韵律的强弱语调”，都起着辅助的作用。
什么是诗歌？关于诗歌特征的议论可谓多矣。川本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，将它归结为表达的意外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。芭蕉之所以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游刃有余，是因为他发现有时俳句这种短诗为了具有稳定的结构要与“本意本情”（真意真情）相联系。短诗只能是诗的精髓。川本高度赞赏芭蕉在追求表达意外性上的大胆尝试，推许他生气勃勃的实验精神。川本举例说明了构成这种意外性的矛盾和夸张手法。“幽静时，蝉声沁浸入岩石”是芭蕉的名句。声音本是无力的东西，浸透到坚固的岩石当中，夸张的对照或者矛盾，首先使人吃惊。不过，虽说这看起来很矛盾，但是日语中又有“蝉时雨”的说法，也就是像秋末冬初时下时停的阵雨一样的蝉声，有把蝉声感受作液体的传统，由此可以联想到浸透到岩石当中，这里再加上了一个更大的矛盾，那就是把喧闹的蝉声若无其事地说成是幽静。解读这一点，关键就再于“本意本情”。这是从中国传来的根深蒂固的传统，不鸣的乐器是最好的，听得出无音之音的人最了不起，这里有老庄和禅的认识在里面。更为接近的是梁代王籍的诗句“鸟鸣山更幽”。鸟鸣山更幽的矛盾，这正是人的心理。
川本说：“语言的意外性是支撑诗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，这不是单纯的形式和诗体的问题。诗歌就必须是一种永久革命，新的就会变得陈旧，芭蕉极为敏感地懂得这一点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川本还特别指出，芭蕉能在意外性上游刃有余，正是因为他深深扎根于“本意本情”之上。不管怎么扩散，怎么追求着意外的新鲜，芭蕉都决心要回到日本人触物生情的审美意识上来，即在深层植根于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。而芭蕉的本意本情恰又从杜甫、李白等中国诗的本意本情多有吸取，实际中国也是极为重视本意本情的文化。正是这样，川本一头牵住宗礻氏（室町末期的连歌师），一头牵住杜甫，而另一头牵住日本的广大读者，甚至后世的读者，从国际的眼光，尝试对芭蕉的“永久革命”——不断向现代发出信息的芭蕉俳句的活力做新的剖析。
芭蕉有一句有名的话是“不易流行”。所谓不易就是不变，讲的是诗的基本方面的永久性，流行则是不同时期的新风诗体，因为它们都是出自所谓“风雅之诚”的，所以在根本上是一致的。川本曾借用这句话来强调文学研究创新的迫切性，他说：“‘不易流行’是芭蕉的至理名言。人们所做的事情，是永远不变的，同时又是随时在变的。文学在永不满足地唱着‘同一首歌’，另一方面不新则又不是文学。哲学似乎是这样，我越来越感到，文学研究也是这样。”
中日两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千差万别，但我们的感受却同样强烈。几年以前，我在一篇小文里谈到，创新是文学创作的生命，同时也是文学研究的生命，而解放的思想才是创新的土壤。从跨进文学研究这个门坎以来，我们苦苦追求并永远追求不完的，不正是它的创新吗？我想，最大的乐趣恐怕也就在创新二字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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